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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回忆整理之三

怀念老主任周辛教授

杨克贵

 

我在合肥师范学院工作时,教育系主任是周辛教授;教育系撤销后,他是教育学科教研室主任。我一直是在他领导下工作,他是我尊敬的领导,也是我学术研究的引路人。

我原来是学中文的,在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。1960年为适应形势,停办多年的教育系恢复招生。当时教师紧缺。学校决定从中文、历史两系高年级学生中抽调一些人到外校培训,充实教师队伍。这样就包括我在内,从中文系抽调四人,历史系一人,分别派往华东师大和南京师院进修教育学、心理学和中国教育史;我是到华东师大学习心理学,一年后都回校任教。记得1961年秋季开学,召开全系教职工大会,周辛主任站起来讲话,他首先向大家介绍新来的同志,每介绍一位,都称××先生,这包括我在内。我刚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,听到这样年高的老教授称我先生,感到不好意思。周主任当时已七十多岁,个子不高,瘦瘦的,头发拔顶,但精神矍铄,目光炯炯有神,讲话铿锵有力。他面对40多名教职工,谈到教育系的发展,很高兴。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话。隔日他又去为学生讲话。当时教育系招有学校、学前两个专业80多名学生。记得他讲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毛主席给他老师徐特立的祝寿信,结合他本人的体会,讲尊师重教,讲得情真意切,听者很受教益。这是对学生的很好的专业思想教育。

我们初到教育系任教,周主任为我们每人都配有一位指导教师。我的指导教师是徐远先生。他要求助教必须随指导教师听课;写的讲稿要经指导教师审阅;开课前要在教研室试讲,通过后才能上讲台授课。这样助教独立授课,一般都在一两年后,而且是一章一章地开放,开始还不能教一门全课程。这是对青年的严格要求,要求打好扎实的基本功,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。这也是周主任教学管理的理念,培养教师的措施。

在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后,为贯彻国家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的方针,1962年秋,刚恢复两年的教育系又被撤销,现有学生合并到政教系。虽然保存教育学科教研室,为全校学生开设教育学、心理学等公共课,但教师有多余。原来从中文系来的四位同志(包括我)要求回中文系,其它三位同志都回去了,周主任不放我走,要我继续留在教研室,并说明要我留下的理由,给了我不少勉励。这样我就在教育系一直工作到退休,教育科学成为我终身研究的专业。从这一点上来说,周辛教授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。

当时合肥师范学院,附小、附幼归教育系管,体育教研室和教育科学教研室是一个党支部(教育系时是总支),周辛主任是党支部书记。他还是学校党委委员,是五个党委委员中唯一的教授。当时教师中党员不多,尤其在老教授中党员更少。周辛教授是解放前在高校入党的,是党内的专家,当时人称他是红色教授,倍受人尊敬。学校研究重大事情,尤其是教学科研方面事情都请他参加,听取他的意见。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管理经验,学术造诣也较高。1963年他和宛敏灏教授同时晋升为三级教授。他在学校可谓是德高望重。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,开会一般都先到。他坚持锻炼身体,每天清晨都在校园内打拳舞剑,所以身体很好,这在学校也是有名的,很多人都跟他学太极拳。他为人很随和,平易近人,是位忠厚的长者。记得1963年(或64年)六一儿童节,附小组织儿童到逍遥津公园游玩,请周辛教授同行,给儿童讲点故事什么的。周主任笑呵呵地对学生们说:“你们都叫我老爷爷,其实我和你们年龄差不多大,也是儿童”。学生们听了都瞪大了眼睛。他接着解释说:“中国古代是用干支纪年,六十年为一甲子;人过了六十岁就要重新算,从一岁算起。我去掉六十岁,不也只有十几岁吗,和你们年龄差不多吗”?把同学们都逗乐了。

1966年,我在长丰县杨庙公社搞四清。约6月底或7月初,学校组织一批教师到寿县参观,车经杨庙停下来休息,因我校有不少人在这里搞四清。徐远先生悄悄地告诉我,学校正在搞文化大革命,学生们都起来了,很多教师干部遭受冲击,周辛主任已被迫害致死。我听了一惊,不知所以,在当时是难以表达哀悼心情的,徐先生在告诉我这件事时还有点恐惧心理。我们当时在乡下是不知道城里发生的事情,也不知道学校发生的事情。在长丰搞四清的大部分是省直单位和高校人员,省里是不希望这些人回合肥,怕增添动乱,所以一般消息很少知道。当时有人称“长丰是合肥的后院”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1980年,学校为周辛教授开了隆重的追悼会,我也表示了哀悼。今年是周辛教授逝世48周年,特作上述回忆,以示怀念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作者为原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、教授)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2014523

点击:1946 审核:刘晓宇 编辑:柳丽娜 添加:柳丽娜 时间:2015-11-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