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念老主任周辛教授

杨克贵

我在合肥师范学院工作时，教育系主任是周辛教授；教育系撤销后，他是教育学科教研室主任。我一直是在他领导下工作，他是我尊敬的领导，也是我学术研究的引路人。

我原来是学中文的，在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。1960年为适应形势，停办多年的教育系恢复招生。当时教师紧缺。学校决定从中文、历史两系高年级学生中抽调一些人到外校培训，充实教师队伍。这样就包括我在内，从中文系抽调四人，历史系一人，分别派往华东师大和南京师院进修教育学、心理学和中国教育史；我是到华东师大学习心理学，一年后都回校任教。记得1961年秋季开学，召开全系教职工大会，周辛主任站起来讲话，他首先向大家介绍新来的同志，每介绍一位，都称××先生，这包括我在内。我刚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，听到这样年高的老教授称我先生，感到不好意思。周主任当时已七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头发拔顶，但精神矍铄，目光炯炯有神，讲话铿锵有力。他面对40多名教职工，谈到教育系的发展，很高兴。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话。隔日他又去为学生讲话。当时教育系招有学校、学前两个专业80多名学生。记得他讲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毛主席给他老师徐特立的祝寿信，结合他本人的体会，讲尊师重教，讲得情真意切，听者很受教益。这是对学生的很好的专业思想教育。

我们初到教育系任教，周主任为我们每人都配有一位指导教师。我的指导教师是徐远煐先生。他要求助教必须随指导教师听课；写的讲稿要经指导教师审阅；开课前要在教研室试讲，通过后才能上讲台授课。这样助教独立授课，一般都在一两年后，而且是一章一章地开放，开始还不能教一门全课程。这是对青年的严格要求，要求打好扎实的基本功，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。这也是周主任教学管理的理念，培养教师的措施。

在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后，为贯彻国家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的方针，1962年秋，刚恢复两年的教育系又被撤销，现有学生合并到政教系。虽然保存教育学科教研室，为全校学生开设教育学、心理学等公共课，但教师有多余。原来从中文系来的四位同志（包括我）要求回中文系，其它三位同志都回去了，周主任不放我走，要我继续留在教研室，并说明要我留下的理由，给了我不少勉励。这样我就在教育系一直工作到退休，教育科学成为我终身研究的专业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周辛教授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。

当时合肥师范学院，附小、附幼归教育系管，体育教研室和教育科学教研室是一个党支部（教育系时是总支），周辛主任是党支部书记。他还是学校党委委员，是五个党委委员中唯一的教授。当时教师中党员不多，尤其在老教授中党员更少。周辛教授是解放前在高校入党的，是党内的专家，当时人称他是红色教授，倍受人尊敬。学校研究重大事情，尤其是教学科研方面事情都请他参加，听取他的意见。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管理经验，学术造诣也较高。1963年他和宛敏灏教授同时晋升为三级教授。他在学校可谓是德高望重。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，开会一般都先到。他坚持锻炼身体，每天清晨都在校园内打拳舞剑，所以身体很好，这在学校也是有名的，很多人都跟他学太极拳。他为人很随和，平易近人，是位忠厚的长者。记得1963年（或64年）六一儿童节，附小组织儿童到逍遥津公园游玩，请周辛教授同行，给儿童讲点故事什么的。周主任笑呵呵地对学生们说：“你们都叫我老爷爷，其实我和你们年龄差不多大，也是儿童”。学生们听了都瞪大了眼睛。他接着解释说：“中国古代是用干支纪年，六十年为一甲子；人过了六十岁就要重新算，从一岁算起。我去掉六十岁，不也只有十几岁吗，和你们年龄差不多吗”？把同学们都逗乐了。

1966年，我在长丰县杨庙公社搞四清。约6月底或7月初，学校组织一批教师到寿县参观，车经杨庙停下来休息，因我校有不少人在这里搞四清。徐远煐先生悄悄地告诉我，学校正在搞文化大革命，学生们都起来了，很多教师干部遭受冲击，周辛主任已被迫害致死。我听了一惊，不知所以，在当时是难以表达哀悼心情的，徐先生在告诉我这件事时还有点恐惧心理。我们当时在乡下是不知道城里发生的事情，也不知道学校发生的事情。在长丰搞四清的大部分是省直单位和高校人员，省里是不希望这些人回合肥，怕增添动乱，所以一般消息很少知道。当时有人称“长丰是合肥的后院”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1980年，学校为周辛教授开了隆重的追悼会，我也表示了哀悼。今年是周辛教授逝世48周年，特作上述回忆，以示怀念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作者为原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、教授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2014年5月23日